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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与星期日的发展

宗教改革以后为什么唯独圣经的基督徒仍继续遵守星期日

圣经研读 · 202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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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以后为什么唯独圣经的基督徒仍继续遵守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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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以后:为什么高举“唯独圣经”的基督徒,仍继续遵守星期日?

从路德、改革宗到“基督徒安息日”的形成

本篇只解决一个问题

宗教改革高举“唯独圣经”,为什么改革后的大多数基督徒仍然继续在星期日敬拜?答案不能用“他们没有认真读圣经”来简单解释,而必须查看改革者自己的著作和信条:他们怎样理解第四诫、怎样理解新约、又怎样解释星期日。

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历史上一场极其重要的回归运动。圣经重新进入普通人的手中,因信称义重新被高举,许多压在良心上的传统被重新检验。但是,历史恢复从来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所有问题。一个群体能够在重大真理上回到圣经,同时仍然保留一些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解释框架。星期日问题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宗教改革真正恢复了什么?

“因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罗马书 3:28

16世纪的改革运动首先集中在救恩、教会权威、圣经翻译、赎罪券、圣礼和称义等问题上。它最深的突破,是重新提出一个根本原则:人的良心最终受上帝的话约束,而不是受任何传统本身约束。

但“唯独圣经”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改革者立刻对所有传统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路德宗、瑞士改革宗、英格兰改革宗后来在圣餐、预定、教会治理以及安息日等问题上都出现不同解释。星期日被继续保留,并不是因为这些传统都一致声称“圣经明文把第七日改成第一日”,恰恰相反,他们自己的文件显示,理由经历了明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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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境示意图|宗教改革把圣经重新置于信仰讨论和公共传播的中心

二、路德:高举圣经,却没有把“第七日日期本身”看作新约义务

路德在《大教理问答》解释第三诫时明确承认,旧约“上帝分别第七日,吩咐休息”;但他把这种外在、特定日期的规定理解为主要给犹太人的制度。对基督徒而言,他把诫命的重点转到“分别时间听上帝的话、敬拜并让劳动者休息”。[1]

因此,在路德的框架中,星期日的保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十诫原文已经把“第七日”改写成“第一日”,而是因为教会需要一个固定日子,使百姓可以共同听道、祷告和休息。

必须抓住这一区别

路德并没有把自己的星期日实践建立在“第四诫已经明确改日”的命题上。他实际上重新解释了第四诫的适用方式:固定敬拜与休息原则保留,但第七日这一具体日期不再被视为新约必须遵守的命令。

三、《奥格斯堡信条》说得更直接:星期日被保留,是为了教会秩序

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条》第28条,是理解路德宗立场最重要的一手文本之一。它说,教会可以为了秩序制定礼仪,但不能把这些礼仪变成得救所必须的制度;随后直接把“主日、复活节、五旬节”等放在这一类教会秩序中。[2]

更关键的是,这一条明确反对一种说法:不能认为教会凭自己的权柄把主日“代替安息日”设立为得救所必须的圣日。信条接着解释,教会似乎选择了主日,是为了让百姓知道何时聚会,也为了表现基督徒的自由。[2]

这一证据的意义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宗自己并没有宣称:“我们守星期日,因为第四诫已经由上帝明文改到第一日。”其官方信条反而把星期日主要解释为教会秩序和共同聚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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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宗教改革以后,星期日的神学解释继续发展,而不是停在同一个理由上

四、加尔文:保留安息日的原则,却把第七日的礼仪性视为已经成全

加尔文的处理方式与路德略有不同,但结论同样没有回到第七日。他在《基督教要义》第二卷第八章中把第四诫区分为礼仪性的部分与持续性的原则。他认为旧约安息日的礼仪性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但固定聚会、听道、圣餐、祷告,以及让仆人和劳工得到休息,仍然适用于基督徒。[3]

谈到星期日时,加尔文说,早期基督徒以“主日”替代旧约安息日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复活象征了真正的安息;但他同时强调,不应把第七这个数字或某一天本身变成迷信性的必需。他把星期日主要看作教会为了秩序而设定的共同时间。[3]

因此,加尔文的问题意识不是“第四诫指定的第七日到底是哪一天”,而是“基督徒应怎样把安息的属灵意义、公共敬拜和社会休息落实在新约生活中”。一旦这个解释框架被接受,星期日就可以继续存在,而不需要先证明十诫文字本身已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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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境示意图|改革宗传统继续以圣经重新解释教义,但在安息日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约框架

五、改革宗信条继续把星期日保留下来,但最初仍强调“自由”而非“日期本身更圣”

1563年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3问解释第四诫时,强调要维持福音事工,在“安息的节庆日”参加会众聚会、听道、领受圣礼、祷告和帮助穷人,同时把真正的安息解释为每天停止罪恶,让上帝藉圣灵在人里面工作。[4]

1566年的《第二瑞士信条》更加明确:教会需要设定公共敬拜时间,因此保留主日;但它同时说,不相信某一天“本身比另一日更圣”,并把主日的遵守称为一种自由的实践。[5]

这说明宗教改革第一代改革宗神学虽然继续星期日,却仍然与后来严格的“星期日就是第四诫所规定的新安息日”有所区别。

六、真正的重要变化:星期日后来被重新解释成“基督徒安息日”

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英格兰,一种更严格的安息日神学逐渐形成。历史研究显示,争论焦点开始转向:第四诫是否是一条永久性的道德律,以及星期日的义务是否直接建立在十诫之上。[6]

1647年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1章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上帝以“积极、道德并永久的命令”规定七日中有一日为安息日;从创造到基督复活是“一周最后一日”,从复活以后则“改为一周第一日”,并称之为“基督徒安息日”。[7]

这里发生了一个神学跃迁

路德宗主要说:星期日是教会为了秩序选择的聚会日。加尔文强调:主日有复活意义,但不应把某一天本身神圣化。到威斯敏斯特传统,则进一步主张:第四诫仍是永久道德律,而具体日子已经从第七日改到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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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同样遵守星期日,不同改革传统给出的神学理由并不相同

七、所以,为什么“唯独圣经”的基督徒仍继续守星期日?

从这些原始文献可以得出一个比“他们没有遵守自己原则”更准确的答案:改革者确实试图用圣经重新解释信仰,但他们对第四诫的解释前提,并没有回到“第七日作为创造秩序是否继续有效”这个起点。

路德宗把特定第七日更多归入旧约礼仪制度;加尔文把安息日的预表性看作在基督里成全,并保留聚会与休息的原则;后来清教徒则重新强调第四诫永久有效,却进一步主张日子已经由第一日承接。三条道路不同,却都使星期日继续存在。

因此,星期日之所以越过宗教改革继续传承,至少有三个可由史料验证的原因:第一,改革者继承了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星期日公共敬拜实践;第二,他们发展出能够在新约框架内解释这一实践的神学;第三,后来的信条又把这些解释制度化,使星期日成为新教社会稳定而熟悉的共同敬拜时间。

需要特别避免的简单化

不能说“宗教改革者明明知道第七日是真理,却故意拒绝”。现有史料能够证明的是他们怎样解释经文,却不能替他们判定内心动机。真正需要检验的是:他们的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圣经本身。

八、最后仍然必须回到圣经:人的解释不能代替经文本身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

——马太福音 15:3

宗教改革最宝贵的遗产,正是“所有传统必须再受圣经检验”。因此,安息日问题也不能因为路德、加尔文或威斯敏斯特传统已经给出解释,就停止查考。

第四诫的原文仍然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出20:10);福音书仍然把“安息日”和“七日的第一日”明确区分(路23:54—24:1)。新约确实记载第一日的复活、聚会和奉献安排,但并没有出现一句与第四诫同等明确的命令:“从今以后第一日代替第七日成为安息日。”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位改革者最有权威?”而是:“哪一种解释最能让圣经自己解释圣经?”这正是“唯独圣经”原则应当继续发挥作用的地方。

九、宗教改革不是终点,而是恢复真理的一个重大阶段

“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箴言 4:18

历史中的改革往往是渐进的。一个时代重新发现了被遮蔽的重要真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在同一代完全解决。宗教改革使圣经重新回到人的手中,也使后来的信徒拥有继续检验传统的基础。

因此,尊重改革者真正的贡献,并不要求把他们的每一个结论都视为终点。相反,若他们留给后人的核心原则是“让圣经高于传统”,那么忠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当圣经显明更清楚的亮光时,人仍然愿意继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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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宗教改革恢复了重大真理,也为后来的继续查考打开了道路

结论|为什么星期日跨过宗教改革继续存在?

可以确定的历史结论

宗教改革并没有简单地“从圣经重新证明星期日”。路德宗主要把星期日解释为教会秩序;加尔文把它解释为具有复活意义、但没有迷信必要性的公共敬拜时间;英格兰清教徒传统后来又把第一日解释为第四诫所要求的“基督徒安息日”。因此,星期日能够跨过宗教改革继续存在,是历史习惯与新的神学解释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也把我们带到下一步:当圣经重新开放给普通信徒以后,有没有人进一步追问——既然第四诫说的是“第七日”,那么第七日安息日是否也应当被恢复?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篇进入近代安息日真理重新被发现的历史。

史料与查证依据

1. Martin Luther, Large Catechism, “The Third Commandment,” Book of Concord(路德《大教理问答》第三诫)。

2. Augsburg Confession, Article XXVIII, “Of Ecclesiastical Power,” Book of Concord(《奥格斯堡信条》第28条)。

3.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ook II, chapter 8, sections 31–34(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二卷第八章)。

4. Heidelberg Catechism, Lord’s Day 38, Q&A 103,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3问)。

5.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chapter XXIV, “Of Holy Days, Fasts and the Choice of Foods”(《第二瑞士信条》第24章)。

6. Kenneth L. Parker, The English Sabbath: A Study of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atrick Collinson,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abbatarianism.”

7.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chapter 21.7–8,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威斯敏斯特信条》21章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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